中国古代文明有哪些特点?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明是被主流舆论严重低估的。因为话语权和河殇思想的缘故,我们的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正视。
有人说没有西方文明,中国没办法进入现代化。
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亚洲和美洲的支持,如果欧洲在文艺复兴爆发之后不和东亚以及美洲交流,早期科学将缺乏生产力支撑,如同古希腊自然哲学一样陷入停滞,不可能爆发工业革命。
古希腊文明是唯一一个发现公理化方法的文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凯尔特,都未能发现。而公理化研究方法,即我们常说的总结各种定理公式进行研究,是近代科学的奠基石。假设没有公理化方法的支持,中国再研究2000年都搞不出工业革命。
问题在于,希腊人的公理化方法,为什么被罗马人所漠视、闲置了呢?
说起来也很简单,在古希腊文明后期,希腊自然哲学及科学研究开始日渐空泛化,脱离实际,且越来越迷茫缺乏方向。
为什么会这样?
生产力跟不上。罗马人和华夏民族一样,是极为重视实用的民族,不然也无法建立这样巨大的帝国。他们看到公理化方法并不能批量转化为生产力,就将其闲置了。所谓希腊罗马文明,虽然有继承性,但罗马文明除了在攻城机械上借助了古希腊的物理积累之外,更多地还是类似古代华夏文明,是一个重视实践经验的民族。
伊斯兰文明初期,还有着从波斯世界继承来的一定文明底蕴和包容。由于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马蒙这位高瞻远瞩的开明君主开启了大翻译运动,希腊文明,包括关键的公理化方法得以被引入阿拉伯世界,与阿拉伯人从波斯继承而来的文化底蕴结合,遂也在物理、数学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一定成就。
海什木开创了对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其著作《光学书》倡议实验科学方法,以此彻底转变人们对光及视知觉的认识。《光学书》开创了光学及视知觉的科学革命,因而被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评为物理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比鲁尼则将实验科学方法应用到力学上,多位穆斯林科学家则发现了牛顿运动定律的前身。牛顿的第一个运动定律惯性定理及动量是由海什木和伊本·西那所发现。力和加速度的比值是由希巴特·阿拉·艾布柏巴拉卡特·巴格达迪(Hibat Allah Abu'l-Barakat al-Baghdaadi)所发现,这是“经典力学的基本法则”,为牛顿的第二个运动定律埋下伏笔。后来演变成牛顿第三个运动定律的反作用力则由伊本·巴哲所发现。加尔法·穆罕默德·伊本·穆萨·伊本·沙基尔(Ja'far Muhammad ibn Mūsā ibn Shākir)、海什木及哈齐尼(Al-Khazini)为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铺垫了一些相关的理论。伊本·西那为伽利略·伽利莱的加速度数理及他的惯性原理打下基础。
不过,由于伊斯兰教本身的保守性,以及基础科学当时仍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缘故,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衰落,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氛围急速消退,并因蒙古入侵而彻底终结。基础科学当时仍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应当是最根本的原因,阿拉伯黄金时代的基础科学研究,因此如同古希腊时代一样走入了死胡同,但延续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基础科学研究,为接下来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公理化研究打下基础。
文艺复兴之后,西欧能够以公理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发现比希腊人所发现的多得多的基础科学理论,是因为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希腊时代,并有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作为基础。
但是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基础生产力都比起东亚落后甚多,以公理化方法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当时对于欧洲实用生产的帮助尚非常有限(对军事技术的帮助稍大一些,即我们常说的文艺复兴后的军事革命)。哪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
公理化方法在明末就已经传入中国,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的上半本。但为何公理化方法仍未能在中国被引起重视呢?因为直到17世纪,公理化方法仍未能有效转换为生产力,大家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由于对于古希腊文化的尊崇,加上发现公理化方法对于军事的作用,文艺复兴的余绪得以延续到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但如果没有来自美洲的白银和高产作物,来自印度的棉花,来自东亚的先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欧洲近代科学也将无法突破临界点而无法批量转换为生产力,如同古希腊人一样走入死胡同。
引用知友 @无名 的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世界的全球化在大航海时代早已开始。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而后由于近水楼台而掌握古希腊人留下的公理化方法的欧洲人,才得以在其中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然而直到18世纪末欧洲基础生产力正式超过东方之前,东亚仍然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那么,公理化方法该如何类比呢?它并没有多么神奇,只是如同“轮子”一样(美洲文明就因为没有轮子限制了生产力进一步突破,而一直文明处于脆弱的状态,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一次次被自然灾害毁灭,哪怕他们的艺术、哲学和建筑水平其实并不低),而且还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效使用的“轮子”。有了这个“轮子”,就能突破某个临界点,但古希腊人既然已经发明了这个“轮子”,那么我们东亚人大可不必再去发明一遍。
有河殇人士认为“ 我国古代的学术,是有先天性缺陷的。”“我国古代的学术,一直都是偏科的:人学发达;物学停滞不前”,将中国几千年的实用主义全部贬为“人学”,认为“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的那么一点事”。这种河殇观点,是非常不可取的。
欧洲人自己都知道能够到世界领先地位有着各种偶然和侥幸,所以一开始有李约瑟难题来思考这个原因,后来又有了《白银资本》《棉花帝国》等力透纸背的著作。英国著名古代军事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更是以《军事革命?》一书,指出1560—1660年的所谓军事革命,本质上只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很多地方甚至在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落后东亚1000多年的课。公知们却觉得,欧洲强大是天经地义的。
经过反思之后,欧洲人至今仍然秉持着重农主义的思路,希望以此继续保持他们的优势地位,他们非常清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手工业优势却被公知们视若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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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老夫将这个回答再抄录一遍:如果清朝没有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会引领世界吗?
实名反对 @三种不同的红色的回答。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而且很多人容易忽略一点:光有工业革命而没有与之伴随的农业革命,是支撑不起欧洲的工业发展的。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认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而面对系统总结了中国基础生产力的天工开物,认为其对于欧洲毫无用处,显然是非常武断的结论。
举个例子,中国人驯化的大豆得以在18世纪的欧洲得到推广。
大豆不仅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比苜蓿更优质的马料,大豆在欧洲的普及,增加了欧洲的油料供应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了欧洲养马条件,为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大规模骑兵战提供了物质基础,更为19世纪欧洲高速城市化带来的马车数量急速增加提供了饲料保障(毕竟汽车是19世纪晚期才发明的)。
再举个例子。北魏贾思勰已主张轮作。到宋朝,江南形成了稳定的稻麦轮作制,而欧洲17-18世纪农业革命期间受到中国影响,三圃制进一步完善推广,轮作效率更高,有效缓解了欧洲农业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不足的问题。
三田轮作需要更多肥料,中世纪欧洲由于肥料跟不上,该技术实际采用有限。17-18世纪农业革命期间,借鉴了中国的粪肥堆肥技术等一系列肥料技术,精耕细作大幅度推广,单位面积能生产更多粮食,三圃制也得以广泛推行。
另外,《天工开物》在内的中国农学书籍介绍了大量东方的先进农业机械,而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也是17-18世纪欧洲农业革命的关键。农业革命的影响下,食物增加,缺粮情况得到缓解;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在西欧逐渐消失;农业人口的减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农业革命”为工业提供原料和资本。
又比如,在18世纪中叶,英国才开始使用炒钢脱碳法,而《天工开物》却记载了先进的灌钢脱碳法。东方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对欧洲的基础生产力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的。
某些公知(披着粉红皮的公知也是公知)整天扯中国缺乏公理化方法,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却从不说中国几千年实用主义积累的技术基础惠及全世界,自低自恨。这是非常需要在思想上进行大洗澡的逆向民族主义思想。
实用主义有错吗?
并不只有各种数学、物理的公式原理才叫基础理论。用于实用的技术积累,也算基础理论,技术本就是是科技的一部分。
唐宋时期,东亚在各种基础学科上总结的理论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的文明都主要依靠观察经验总结理论(虽然古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以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欧人较多运动公理化方法);事实上,弗朗西斯·培根创立的科学归纳法,也基本属于观察经验总结理论的范畴。古代中国是有归纳逻辑体系的,详见刘培育先生的《简论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一文,只是由于公理化方法的缺失,在演绎逻辑上有所欠缺。相比起来,古代中国还具备试验的思想(冶金陶瓷机械等方面都有),可以更方便地总结理论。举个例子,火药就是通过炼丹师(被认为是近代化学的前身)反复的尝试后发明的,请问火药的配方算不算基础理论?
中国所不足的就是公理化方法和逻辑思辨,其中后一项诸子百家有一些涉及,但是公理化方法是真没有。然而公理化方法历史上也就希腊人折腾出来了,到了罗马时代罗马人发现这玩意并不能批量转换成生产力,就给闲置了(关于罗马时代自然哲学的停滞,详见拙文:数学老师:从罗马享受希腊成果说起——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又不是日耳曼人搞出来的,公知们得意个什么劲?欧佬无非是隔得近,近水楼台罢了。
希腊人也没因为搞出公理化方法而强大,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希腊人正被奥斯曼人当做猪狗屠宰。公理化方法真正能有效促进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还得等19世纪,此前可能也就模数概念能够帮助铸炮,还有早期弹道学。但是早期弹道学是没计算空气阻力的,很不靠谱……等能计算空气阻力那得近代化学和物理比较成熟的时候了。
换句话说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内,我们现在觉得高大上的公理化方法,并不具备太多实践的价值。
欧洲搞文艺复兴的时候偶然把希腊人的那套玩意重新折腾了一波,才有牛顿等人的成果,但事实上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更靠实践经验。
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书,更是尖锐地指出,来自印度的棉花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的基础,其核心观点,笔者在拙文:数学老师:从羊毛到棉花:工业革命为什么诞生在英国?当中曾经有所提炼。
而在拙文:数学老师:虎啸马拉塔一一虽败犹荣的南印枭雄们当中,笔者也分析过,英国的实力直到18世纪仍然不足以征服任何一个大国,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三十年战争军事革命、大土耳其战争军事革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军事革命、七年战争军事革命带来的军事优势对于印度人来说仍然无法起到碾压的效果,是印度内部的乱局才让英国人趁虚而入入关,才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自东亚的先进技术则使得工业革命获得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基础,随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公理化方法带来的近代科学体系才得以和生产力结合,令欧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如此看来,欧洲的崛起,岂不是很偶然的吗?没有生产力先进的东亚不断吸收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白银,输出大量货物供应欧洲市场,没有印度为英国提供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棉花,没有来自古代中国的大量先进基础技术,欧洲又怎能崛起呢?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
这里的“三种机械发明”是指古代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作为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西方基础科学和近代哲学发展上的里程碑人物,培根对于古中国实用技术的评价却高得不可思议。
培根能有这样的观点,正是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弊端。所谓的文艺复兴,一开始就受经院哲学影响,也并未能完全跳出经院哲学的桎梏,所谓的宗教改革,也只是反教廷,而不反神学,神学在新教当中很多时候变得更加繁杂了。
在看到中国的三个新技术传入西方之后,培根惊叹不已。于是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没有诞生出这样的技术呢?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古希腊只重视理论,而轻视经验和实践的理论哲学有问题,于是指出要向中国学习。
在其著作《新工具》中明确的对经院哲学和希腊哲学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了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
于是很多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在实践中被证伪,围绕着破除希腊哲学,然后和经验和实践互相结合的科学最终诞生了现代文明。
北大教授强世功先生为《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作序时发出的观点,则与弗朗西斯·培根跨越数百年不谋而合:
现代文明的诞生确实是全人类的成果,世界很早之前就存在互动影响而非割裂的,而古中国在其中的贡献份额非常之大。轻视古中国的实用主义,妄自菲薄,实在要不得。
而早期的近代科学基础知识,也实在没有多少东西,补课并不算很难。河殇主义者嚷嚷着中国至今没有补上科学氛围的课,为之号丧不已,实属可哂之极。1853年日本黑船开国,1893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允就可以自研苦味酸炸药,中间不过40年而已。日本人用自己作为样本充分证明了对于近代科学体系这种东西,直接学现成的并没有任何不得了的门槛或者难度可言,一个国家“没有原发性自行发明近代科学体系”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把近代科学搞得像是什么不放血三升割肉四斤就学不会的天顶星文明产物一样,还成天搁那儿迫真论证一个文明没有原发发明出近代科学就极恶劣等罪该万死的,此类言行和信仰需要去杨永信教授那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