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饱学之士分析一下曹操这个人的一生。?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接上文。
一、关于用兵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战事迭起,民不聊生。
曹操成长在这样一个年代,也死于这样一个年代。
所谓“时势造英雄”,这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曹操。
曹操为了生存、出仕、谋得一席之地,从小便习武、读书,特别对兵法感兴趣——开始做洛阳北部尉,后迁典军校尉。董卓之乱,欲得一“汉征西将军”之名刻于墓碑上,以讨贼建功立业。
曹操鞍马一生,兵书常握手中,说他“手不释卷”,太形象不过。这各家的兵法帮助他梳理战争规律,给予他军事上、指挥上的启发,日后多处用兵入神、奇计迭出,最终使其成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家。
其军事著作,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异同杂语》载,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
曹操熟读《孙子》,甚得其中精髓,他对《孙子》的注,不仅就《孙子兵法》作了些许注释,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在里面,可谓是结合得甚佳,可以算是对《孙子兵法》的一个延展。
比如,他为《孙子》作序,提出了“恃武者灭,恃文者亡”。意在说,只靠战争而不体恤民众,不讲仁义,是要亡国的;但只靠仁义,不作战争之准备,也是要亡国的。
再如,他引用《司马法》中的“人故杀人,杀之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杀人(这里延展到战争)能够安定社会,解救苍生,那么就应该去杀人(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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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曹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深得“将贤则国安”的含义,十分重视选将。
《孙子》说,将应该具有五德:智、信、仁、勇、严。曹操虽为人诡谲,但选将严苛,十分重视这五德,既以之律己,也以之律将。
《孙子》说,将应有五危: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曹操注解这五危,对付“必死”之将,可设伏而杀之;对付“必生”,可想办法俘之;对付“忿速”(急脾气的人)的,可激怒之;对付“廉洁”的人,可辱之;对付“爱民”的人,则出其所必趋,引其倍道兼行以救,从而烦劳其师,乘机而取之。
《孙子》中提到的兵败六种情形,即“为将应防六过”,曹操亦十分重视,此处不便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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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行事,赏罚严明。
1)“赏善不逾日”,即能适时地给予赏赐,频频为部下请封,所以下属皆誓死效忠。想那楚汉争雄时的西楚霸王项羽,部下立功却舍不得按承诺赏其封地黄金,印信在手中攥了又攥,却还是舍不得交出去,这是不可取的。
2)曹操封赏时,通常荫及后人,这是曹操的用心所在,也是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3)决不给无功之人授赏。他曾阐述“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4)建安八年(203)袁绍败亡后,曾发《败军抵罪令》,讲了两点,第一是“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即军士在外败降,亦要罪及家属;第二是“罚罪”,至此全军振奋,人人争战,少有投降败退之人,恐怕也是怕累及家属吧!
5)治军之法不可治国,治国之法不可治军。兵贵权诈,靠“礼”难以治兵。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曹操注《孙子》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事实证明,曹操用兵的确颇知且善于临阵制宜。他一生征战,无论顺境逆境时的用兵,往往都有神来之笔。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曹操惯用的战术。
先行示弱,诱敌深入,也是曹操经常使用的战术,而且往往有奇效,比如在官渡之役中和关中之役中的一些战斗。
兵不厌诈,通过刺探敌方军情,有效利用敌方内部矛盾来离间他们、瓦解他们,当可以形成攻击的态势便立即出手,亦是经常使用的办法,比如关中之役利用马超、韩遂之矛盾离间,再比如利用袁尚、袁谭的矛盾离间。
曹操重视军事机密,同时又能审时度势,有意泄露出一些机密,以收到对己方有利之效果,比如将孙权偷袭关羽之机密公之于众。
曹操深知前后掣肘之弊端,避免两线甚至三线之间作战。如果攻一方,必定清除其他方可能存在的隐患,恐怕这也是他起兵初期时被吕布、陈宫等偷袭的经验教训吧!
曹操善于利用天然的自然环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军事工事,以形成有效的进攻、防御。
曹操非常重视粮草问题,更重视“绝敌方粮道”的问题。
上述,是曹操在关于用兵方面的总结。
二、关于用人
曹操对人才尤为重视,他竭尽一生来网罗人才。
建安十一年(206),发《求言令》,表示用人重谋略,鼓励属官多提意见,并就意见合理性给予嘉奖。
建安十二年(207),发《封功臣令》,把论功行赏规范化。
建安十三年(208),是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突破的一年,而这一年刚好是他赤壁遭遇大败。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甚至叹道“如果郭嘉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反思过后,发《存恤吏士家室令》,厚待了赤壁阵亡将士的家属。在连载的第73、74篇中,我就赤壁之战后曹操的行动作了讲解和分析,看官如果感兴趣我下方贴出了传送门:
建安十五年(210),发《求贤令》,非常重要。你只需要记住《求贤令》几个思想即可:主动求贤、唯才是举、量才而用。他在“唯才是举”中举出了汉相陈平的例子,说高祖刘邦不计较陈平“盗嫂受金”之事,毅然用之,陈平亦屡进奇谋,终助高祖成大业。
建安十八年(213),发《取士勿废偏短令》,此时曹操已封魏公,建立封国。曹操以此广开选才之路,可以理解为《求贤令》的再度延展。
建安二十一年(216),发《举贤勿拘品行令》。此时的他已进爵为魏王,架构自己的魏王国势必需要更多的人才,可认为依旧是《求贤令》的再度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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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了纲领,再简单谈谈其用人策略。
对归顺的人,用人不疑,委以重任。如荀彧、郭嘉、徐晃、任峻......太多了,不再举例;
对归降的人,一经“录用”,同样委以重任。如张辽(吕布降将)、张郃(袁绍降将)、陈琳(袁绍攻曹檄文作者,骂曹操祖上之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太多了,不再举例;
对于亲信,不避嫌,深信之。如他在陈留起兵时那些沾亲带故的人,如曹氏家族(曹仁、曹洪等等)、夏侯家族(夏侯惇、夏侯渊等等)的人;
对于军旅中成长迅速、能挡一面的人,予以重用。如于禁(鲍信部将)、乐进(先后封侯封将)、典韦(张邈部下,后拜司马、贴身护卫)等等。
对于那些征召来的人(多为谋臣、文官),一经“录用”,便任命在重要位置上。如荀攸、陈矫、司马朗、司马懿、桓阶、陈群、满宠、田豫等等,也是很多;
对于那些不能再用的人,包括心已不在他阵营的人,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比如曾经最重要的谋主荀彧,便是被迫自杀,传送门:
再比如孔融、杨修、崔琰等,安些罪名在其上,这些人是如何死的,我在之前的篇章里都有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翻阅之前的篇章。
三、关于制度
曹操是个不爱慕虚荣的人,这一点很关键,不像袁绍。曹操重视实在的东西,比如在手握献帝后,袁绍还在就“大将军”的官位和曹操相争,曹操已基本握住制约乱世之命门(皇帝),而袁绍还在意那些没有实权的虚官,从此可见人之大局观差异。最终,曹操实现了“奉天子令不臣”(这个词儿别人会说成“挟天子令诸侯”,要注意)之大计,这是一个军事、政治、战略上的新高度,为其后来南征北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废黜三公,恢复丞相并自立。很显然,这是牢牢掌握权力的直接手段。早在建安元年,就已经自为司空、录尚书事了,废太尉杨彪(杨修之父)、司空张喜,后又废司徒赵温,形成了中央集权。
晚年的封魏公、魏王、建立封国,其内部架构均按照汉朝初期来制定,且地点选在了邺城,这是在攻灭袁绍之后,清晰地把大本营定在冀州,并一步一脚印,小心构建,层层防护。其封王之“策命”,便奠定了“皆如汉初规制”的基调,置百官,建太庙、宗祠。就这样,一个魏王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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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过够了当天子的瘾,但就是不称帝。
曹操迎汉献帝,将其牢牢控制。他深知,皇帝就是一面大旗,就算汉末气数将尽,这面大旗不倒,舆论就在他这边,正统也在他这边,对抗他就是对抗皇帝,就是对抗大汉。
这一点,曹操玩的实在是好。虽然“挟天子”之言屡出自诸侯之口,比如刘备的“曹操阶祸”,再比如周瑜说曹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终究也只是说说,但却无法撼动既定的事实。
曹操的魏国建立后,曾被授予许多荣耀(比如藉田、印玺、出行配置如旌旗、所佩十二旒冠冕),且所行之事与皇帝无异,但曹操把守住了底限,就是不篡位称帝。几点原因如下:
1)曹操一辈子都在说“累叶受恩,不敢顾命”这样的话,受谁的恩?不还是大汉!他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地盘、人才),就必须高举大汉旗帜。这一点,就使他不可能做出造次之事。延展说,你看那诸葛孔明,于白帝城被先主托孤,又连上出师之表,所以你就必须北伐,北伐,北伐。你的言语和行动,必须一致。所以我们看到,诸葛亮多次北伐失败,但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准备下一轮出兵,这恐怕也被其所处位置和已发言论所掣肘吧!这一点,和曹操有些相像。
2)曹操认为,不能给剩下两方(孙、刘)以讨伐口实,他也更不愿在舆论上认可孙权、刘备割据的正统性。所以当曹操收到孙权怂恿自己称帝的信时,大笑道“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呀”!
3)《武帝纪》注引《魏书》也曾记载道,曹操认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就是他认为这并不是明智之选。无论他内心是怎么想的,至少在言语和行动上,曹操都没有做出此举。
曹操自己没有做出篡汉之行为,倒是其子曹丕,继位当年便废献帝为山阳公。在此之前,陈群、夏侯惇等均上书,劝曹操进位,曹操说了那句著名的“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味深长。可以认为他是为自己儿子作一切铺垫,可以认为他不想背上“篡”之黑锅,可以认为他就没想过进位这一层,怎么想都行,可结果就是:曹操过足了当天子的瘾,但就是差那一步,没有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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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制度方面,非常重视“礼”,也尊重儒家思想。比如崔琰,这位大儒曾担任其子曹丕的老师。
曹操也十分重视“孝”,他可以以此为名赏人(比如毕谌)或者杀人(比如孔融)。
当然,他自己有时也有矛盾的地方,有时候翻脸不认账,有时候又重情义到死。
曹操重视选用执法之人,比如满宠、高柔等;同时,还设置一些“暗门”,就是校事府之类的部门,用现在的话就叫“特务机关”,比如任用赵达、卢洪等;
在法度的执行上,曹操大多时候难以预测,且最终执行结果和其当时心情心境相关。比如坑杀乌巢守军七万余人,比如坑杀高干之壶关守军,比如徐州之屠城,不再举例。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曹操实行“连坐罪”来论处,比如魏讽谋反之案。
不过大多时候,其执法能算上是中肯的甚至大度的,上面所说乃是其“情绪失控”或“战场失意”或“威慑敌方”之时。比如破袁绍冀州,搜出其属下之臣与袁绍勾结之书信,曹操下令烧之不予追究,而不是逐一治罪,这体现了他执法的宽容性。
刚才提到的,一些亲信之人被曹操放到了关键的位置上,但这些人如果犯法,曹操一般不会姑息。比如满宠因杀掉曹洪犯罪的亲信而受到曹操所赞扬,即使曹洪和曹操是那样亲密的关系、且曹洪还亲自去找曹操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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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个统治者,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统一,为了太平。纠结其过程,无太大必要。
曹操希望那个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东汉末年乱世,在他的治下能成为一个太平盛世,没有战乱和杀伐,没有流血和死亡。
曹操心中的理想社会,应是一个明君来制定规则,管理人民的社会。他希望四方平定,百姓安宁,互相谦让,吏不登门,重视农桑,减少赋税徭役,形成一个至俭至朴的社会风气。他希望他治下,人民应该是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状态。这体现在曹操的许多诗词之中。
曹操戎马一生,最终并未实现他所理想化的那样一个社会。壮志未酬,暮年多病,使他终究带着这一份遗憾,不舍地走了。你可以说他虚伪,可以说他幻想,但是这样一个理想,终归是好的,是正向和正能量的,这一点上,我们就必须给曹操点赞,即使他没有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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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就曹操的用兵、用人、制度上作了总结。最后一篇中,将对一些关于其他的制度方面和他在那个年代的贡献方面进行叙述,敬请看官关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