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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扫黑除恶有了专门法,反有组织犯罪法通过,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12 月 24 日扫黑除恶有了专门法,反有组织犯罪法通过,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12 月 24 日扫黑除恶有了专门法,反有组织犯罪法通过,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202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反有组织犯罪法》。按惯例,不作法条的搬运工,而且这部法律从内容来说,更接近于《X高X部关于XXX刑事犯罪的规定》,只是名称和发文单位有所区别而已;从时间上看,是这三年扫黑除恶的实践总结。

所以还是很值得一说的。

第2条仍然延用2018年《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对“恶势力”的定义,一字不变。

但这一定义过于模糊、主观化,因此2018年《指导意见》中还明确了一些具体的特征标准:3人以上,首要分子固定,经常纠集,3次以上犯罪。

而这次在法律正文中并未作具体规定,将来实践中对“恶势力”的认定,恐怕还是得按《指导意见》中的具体标准来区分是不是恶势力组织。

但更大的问题是,“恶势力”本来不是一个刑法概念,这一立法正式明确了“恶势力”在刑法中的地位。

这是增设了一项新的义务,与过去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不同,这是额外的限制,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刑罚”。只不过它是由公安机关来决定而已。

或者可以说,这一措施更接近于刑法理论中说的“保安处分”,即本身不是刑罚,而是作为刑罚的补充,以预防犯罪或再犯罪。

这一条除了规定严格限制不诉、缓刑措施外,还规定了认罪认罚的内容。实际上也是这几年实务经验的总结,这一招确实有效。

这几年的涉黑恶案件,很常见的做法就是以认罪认罚来策反犯罪团伙的中低层人员,让他们出面指证团伙高层甚至老大,所以经常看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涉黑恶案件里面,只有为首的几个人是坚决不认罪,后面中低层全认罪认罚了,在庭审过程中的团伙首要分子往往就是孤军奋战,其他被告人都是一片和谐。

但问题是,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判决的时候,并没有给认罪认罚的中低层人员太大的量刑利益,甚至把他们当工具人用完以后,还是一样重判,或者给的量刑建议本来就不算轻。

这一点其实很不好,如果没有给被策反的人员优待,再过几年,社会普遍认知再次形成“坦白从严”之后,这招估计又不好使了。

所以第33条就特别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配合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工作,确实有很重要作用的,可以从宽处罚。

可能立法本意是针对非法催收债务之类的行为,但我看到这一条的第一想法,却是觉得可以用在那些组团闹访的人员身上。

而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4条说的是,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这一条扩大了公安机关的权力。从及时止损上说,也确实有这个现实必要。但是否会被滥用,还是有待实践之后才能确定。

第30条规定了异地羁押、分别羁押或者单独羁押等措施。

从办案上说,确实可以防止串供,尤其是内地一些管理不严格的看守所。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异地审判。

因为这几年此类案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为了成绩,轻易、草率地把根本算不上黑恶势力的犯罪与人员升格处理,而一旦升格,司法机关如果不继续把帽子给嫌疑人、被告人套牢,自己就容易被打成“保护伞”。

从个人经验来说,由当地司法机关处理的,经常都是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怎么重怎么判;而异地审判的黑恶案件则好很多,至少一些很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的罪名或情节,不会被轻率地认定。

可惜的是,这次立法根本没考虑和针对这个问题作明确的规定。

虽然第41条规定要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本人财产与其家属的财产,但是第45条却又规定“有证据证明其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犯罪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没收。”

以往的案件中,基本上都是扣到多少财产就没收多少,根本不会去区分合法与违法、本人与家属。而且第45条的“高度可能”,实际上还是变相给了过去这种违规做法以正当性,扩大了司法权力。我相信基本不会有真的能按第41条来“严格区分”的司法机关了。

此外,第四章关于涉案财产的规定,其实还可以用于涉黑恶犯罪的被告人、家属拿着违法所得去请律师的情况,将相关的律师费也作为违法所得一并扣押、冻结。比如律师在法庭上要是言辞激烈了,把他的律师费作为涉案财产扣押,估计比去司法局投诉还有效果。

最高院关于刑诉法的解释中,对境外证据的审查要求是:

这一条相当于进一步明确了涉黑恶犯罪的境外证据如何采纳的问题,当然,具体操作还是要按《刑事司法协助法》进行。

《刑诉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只是: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

2017年两高《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把范围扩大了许多,包含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内;而这次立法,更是把“恶势力”犯罪也包含在内,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总体上说,本次立法大部分仍然是对近三年来工作与司法文件的总结、搬运,但在部分细节上也有对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突破,是否有效、会不会被滥用,还是有待今后的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