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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代建筑和日本古建筑的差异有哪些?

中国唐代建筑和日本古建筑的差异有哪些?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中国唐代建筑和日本古建筑的差异有哪些?

对这个问题,我无意按双方建筑史中无数的技术方案、审美意趣差异拉清单。我只想指出一个演化路径上的重大分歧:

日本引入的“标准枋模数体系”没有经历过大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方斜锁死。

很多建筑史圈里人都对《营造法式》中的重要设计命题“以材为祖”[1]有所了解,而深入一些的可能对以《匠明》为代表的日本木割系统也有涉猎;但大多数人对传统木构模数设计的来龙去脉缺少历史视角认知,下面我以大陆为主视角作简单介绍:

基本概念解释:对于一座应用了标准化木枋的东亚传统建筑,木枋本身和其上垫块(小斗)的组合中有几个关键尺度数据,分别是木枋截面的短边宽(材宽/材厚),木枋截面的长边宽(单材高/材广),其上小斗垫块的有效结构高度(栔高)以及“单材高+栔高”组合后的全单元有效高度(足材高)。如下图断面所示。

而东亚全木构架建筑中一项核心精神,就是把“标准木枋”断面尺度作为建筑设计控制单位(指导/约束功能,加工取值需换算为“丈尺寸”且常取整),为不同规模的建筑选定不同粗细的木枋,再确保建筑中的大尺寸(间广,柱高,架长,铺作尺寸)与所选木枋断面符合一定比例约束关系。这便是“以材为祖”原则:标准枋模数。而在东亚建筑史前段(战汉-魏晋),我们有相当把握这个模数专指单材高。

下图是法隆寺金堂下层的模数示意。一般认为该建筑建造于7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2],是东亚现存最早的大型-全木构架-建筑(不考虑出土物)。他的技术方案(“飞鸟样”)大致直接来自6~7世纪的朝鲜半岛南部,也就能间接追溯到中国5世纪及更早的建筑传统。金堂的大尺度设计全部吻合单材高度的整数倍(单材高27cm或恰为一营造尺[3]),直观展示了模数设计的运用方法。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金堂的“栔高”无法构成简洁模数/尺寸,反映这一小尺度或并未纳入严格设计,有一定随意性。材宽0.8倍单材高,看似能构成4:5比例关系,但综合考察日本早期实例后会发现材宽取值十分随意(4:5,5:6,7:8乃至9:10均存在[4] [5] [6] [7]),反映材宽同样缺少严格约束(“宽比高小就行”)。最后还要提醒:金堂同时存在“6倍,7倍(二层),8倍单材高”这三种不同架长,后面要考。

总结一下:在日本“飞鸟样”建筑体系中(以及中国汉魏建筑的推定体系中),标准枋单材高作为唯一的核心模数,包办整栋建筑的比例控制。虽然此后日本陆续从大陆引入了多套更晚近的技术体系,但均以吸收外观细节贴皮为主,在基本模数-构架逻辑上依然自行其是,自行发展出了独特的木割比例体系[8]。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建筑不论年代早晚,普遍会有比中国更接近正方的材断面,更粗大的小斗(和更高的栔),外观上很容易辨识。

在早期标准枋模数经长途跋涉踏上日本列岛的同时,东亚大陆腹地正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筑设计革命:方斜锁死。革命方案一句话解读,就是将标准枋的高宽参数比例,用√2这一“方斜律”约束定义。

方斜律,顾名思义,就是正方形的对角线长与边长之间的比率。这一比率在日常生产中有着丰富用途,跟(大量与矩形轮廓对角线打交道的)传统建筑行业更是息息相关。中国很早就总结了“方五斜七”(5*√2≈7)和“方七斜十”(7*√2≈10)的近似口诀,摸清了在不高的精度下,五-七-十之间通过方斜变作的关系。这样一来,当材宽设为a(“五”),单材高设为√2a(“七”),足材高设为2a(“十”)的时候,标准枋模数突然具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神奇特性。

原本仅仅以单材高b为模的大尺度,在一定条件下(七倍或十倍)竟然也能满足以材宽a或足材c约束,这种多重约束使得建筑模数更为灵活“优美”。特别是“七倍单材高”本身就是自古常用的架长选项之一(回收上文考题。同时也有两汉-南北朝遗址中大量14尺/28尺的开间暗示旁证),“七倍单材高”在隋唐定型为架长-开间设计的第一选项,影响极为深远。哪怕在该比例系统于晚唐逐渐崩溃后,也依然在法式攒当-小木作设计取向中回响(110份[9]),甚至一直影响到了明清官式系统(十一斗口[10])。

方斜锁死还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后果:以往需要单独备料的小斗,也可以通过标准枋(或大体接近的木枋)制作了(小斗原料是从木枋上一截一截切下来的木块)。将“标准枋”横置后,材宽 变为小斗通高,单材高 变为小斗的横长。该方案大幅简化了建筑备料流程,提高了施工的标准化水平。总之,方斜锁死的种种特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建筑的后续发展,该革命横扫帝国全境,将宽5寸或7寸的木枋推上了高级建筑畅销榜(榜上还有5.5寸材,此处按下不表),并在官方制度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唐式柴 方三尺五寸 曰一橦”[11])

符合方斜锁死的用材实例,其出现不晚于敦煌两处北魏木栱,同时期若干石刻/小木作遗存也倾向于该制度业已普及,两汉材料中常见的近方材断面和大号小斗不再出现。我们推测方斜锁死的应用推广在5世纪左右完成(华北),隋唐时已成定制。下面以唐构经典案例佛光寺东大殿作简单解说:东大殿用材(宽7寸)在漫长的实践改进中已经调整为10:15:21的新一代经典比例,而他的架长设计依然以7倍材高指导,因此稍间(一间=两架)同时吻合21倍材宽,14倍材高或10倍足材,构成一连串简明比例。同时其明间和柱高则以稍间作7:8微调,扩大为16倍材高/24倍材宽。最终这两组大尺度落实到丈尺施工上,就近取整为15尺和17尺[12]。

这里插一段题外话:东大殿屋举设计总高基本恰好为殿通进深的1/4,同时如果忽略因折屋曲线而明显放缓的外四架,其内四架也恰好吻合0.5的屋面斜度。无独有偶,这一设计在广仁王庙等众多同期实例[13]乃至远在闽地的五代实例华林寺大殿[14]中都能被确认,甚至日本奈良时期一众厅堂建筑(法隆寺东门、食堂,山田寺回廊,东大寺转害门等;此类实例公认在日构中最贴近同期唐构做法)中也遵循无误[4] [5]。这一比例关系的记录能一直上溯到战汉时期成书的《考工记·匠人营国》内容“茅屋三分,瓦屋四分”,统治了东亚大地整整一千年,直到被以镇国寺[15]/独乐寺[16] [17]为代表的新一代举屋流派(通进深三举一),以及更晚一辈的法式举屋(通檐跨度三举一)[1]取代为止。(江南大头屋[18]已退群)

随着整料“足材”的强势推广,标准单材的应用场景在有唐一代不断萎缩,晚唐时已经严重边缘化。因此最晚中晚唐时,实用“标准枋模数”已被材宽独占,最终流向明清“斗口制”。单材高通过方斜律把一身本领全部传功给材宽后,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不仅如此,刘畅、陈彤等学者指出,以东大殿为代表的 晚唐高级建筑 已经采纳了一种更为细化的模数运用:“材份”[19] [12] [20],将一材宽等分为十份,作为零碎的小单位精确使用。这些进步使得更精密的铺作设计成为可能,一个崭新的,讴歌建筑之精巧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最后我们的目光回到东海彼岸,为这里的故事做一个结尾。与中国的经历类似,飞鸟-奈良传统经 平安时代“国风运动”的总结发展,最终形成了几种稳定的新设计体系。无独有偶,在这些体系中单材高同样渡让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17世纪成书的木割书《匠明》中,椽距单位“枝”(两根椽子的心距)后来居上,成为了建筑尺度设计的核心指导模数[8],一切大小尺度经换算后均以其约束控制(并不仅限于和样,禅宗样同样普遍应用“枝”模数[21]),但传承千年之“矮宽的枋断面”“粗大的小斗”等轮廓要素依然顽强宣示着自己的血缘,方斜律变作材终究没能踏上这片海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