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如何的?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增加供给,而是让供给更有质量,即淘汰差的供给,增加新的好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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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的读书笔记
吴敬琏:
供给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新增资本,新增劳动力,效率提高。
改善供给侧,核心在于提高效率。
新常态,一是增长变慢,二是粗放转向集约增长。第一点已经客观存在,但第二点只是期望目标,还没有成为现实。
三期叠加:一增长速度换挡期,速度下降;二结构调整阵痛期,优化经济结构;三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技术创新的主体一定是企业。政府没有能力去确定哪一个产业,哪一种技术路线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政府职能顺势而为,最主要的是建设一个好的环境。
十八大三种全会:一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作用,不是强化政府的作用。
两种情况下需要政府补贴:一是弥补正外部性;二是产业刚刚发展的时候,政府应该主要补需求方,而不应对生产者或供给者进行补贴。
厉以宁:
五方面的制度条件:1由市场主体投资决定的体制;2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3一套政府在税收、信贷、奖励方面帮助创新者的优惠政策;4严格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5一套激励创新者的机制。
宏观调控一是对需求端的调控,一是对供给端的调控。需求端主要是刺激总需求或者抑制总需求,是短期或者近期调控。而供给端是中期调控,涉及发展方式的转变、部门结构的调整,还包括技术水平的提高。
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主要是职业技术工人和培训。
周其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提升靠的是什么?首先劳动力要便宜,但是中国不是仅靠劳动力便宜就获得竞争力优势的。要是不让开发,劳动力便宜是没有用的。我们过去学苏联的模式,制度的成本很高。中国真正的秘密是要素价格低,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了制度成本,再加上中国人肯学习,这三个元素加到一起成就了中国的优势,这主要是成本优势。
高位增长下行原因:经济危机使得出口减少,高速增长使得成本快速增长,不差钱有很多赚快钱的可能性,真实利率急升,引致债务型通缩。
从哪里找动力呢?制造业的品质,服务业提供的便利。
未来方向就两个,一是要让成本优势延长,通过改革将法定成本降下来;第二创新。
短期看要面对现实,正视经济下行,这是中国经济面都的问题。
林毅夫: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面临了新常态,特征是低增长,高失业,金融市场风险大,回报率低。再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会增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较好,因此在危机阶段政府的救济开支增加,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的税收增加有限,结果造成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发达国家政府很难通过继续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只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鼓励消费,降低政府的举债成本。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过剩的流动性往往流向金融市场,造成资产泡沫,从而增大金融风险。投资者知道泡沫的存在,任何信息都可能导致市场的大涨或者大跌,投资风险很大平均回报率也不高。
金融危机需要结构性改革,而这意味着降低劳动力的工资福利,金融机构的去杠杠化和财政赤字的减少,而短期内这些政策会造成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的下降,使得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失业率进一步高企,政治上不可行。
近期增长率下滑,通过国际比较,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所谓的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
中国还有产业升级,城市化等空间,还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同时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这是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
从历史经验看,从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因为外需较弱,能够实现的发展率应该比8%低。
新常态下企业海外并购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非常大。
刘世锦:
中国发展包含了一些传统发展未能解释的重要因素,包括:我党的发展导向,连续稳定而且能调整的政策,强大执行能力,竞标赛制的精英选拔机制,统一国内市场,改革开放;巨大市场及需求逐步放开。
高速到中高速要有三个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出口,房地产投资。
中国问题主要突出在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这些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徒弟、地方融资平台、国企等渠道,形成风险传递循环。风险释放与增长模式转型存在内在联系。
姚洋:
和中国可比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共同特征是高储蓄、高投资、教育水平非常高、科研投入非常高。因为创新,过去的积累得到爆发。
李稻葵:
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城市相对发达国家还缺很多公共设施。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是西欧四成,美国2成,日本韩国的两成。
产能更新,北京的污染来自于周边3亿吨钢铁生产。应该给政策,搞置换,建世界最先进最环保的沿海钢铁厂。但政府不应该直接干,应该狠抓狠罚污染企业,同时给河北省政策,在沿海深水港建设钢铁厂。
一定要看到发展的一面,看到沉舟侧畔千帆过。向前看,向远处看,经济增长就是旧产业不断被淘汰,新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
怎么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一是要改革投融资体制,成立长期投资建设基金,降低债务利率。二是正向激励,不能只抓反腐。三是环保升级。
李佐军:
供给侧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的提高,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创新驱动即是解决这些问题)三大发动机决定,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
三个重要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创业者、企业家、投资者和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以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
结构性问题主要有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改革不限于此。
张茉楠:
中国面临瓶颈: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和低成本难以持续。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进一步降低到不足三成。
滕泰:
要避免三个误区,一不能炒概念,二不能把供给侧误解成新计划经济,三不能把需求和供给对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