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百科知识

为什么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

为什么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为什么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

这是米芾、鲜于枢一系的经典论调,所谓的“坏”,是相较于晋代的法度而言的。盖所谓书至李唐,风气大破。由于唐宋书家的各自创体,草、楷、行的演变轨迹发生了分化,于是钟繇、张芝、右军、大令四人一脉相承的古笔法系统在各个维度上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裂解,这是书法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场降变。

晋唐古笔法系统自有一套法度规矩,贯穿于草楷行三体而不变,这就是历代书家所共同追寻的“晋韵”;而三体的笔法分离各自演变,所导致的晋韵的消亡,则是“唐宋坏法”的实质。古人所论书法的“存坏”问题,本质上就是晋唐统一笔法体系的存在与解体问题。

那么针对晋韵的解体,米芾所谓“一坏于颜真卿”,就是在楷书的意义上讲的,是说唐代的楷书四大家把楷法分离出晋唐笔法体系之外;而鲜于枢所谓的“二坏于宋四家”,则是在行书的意义上讲的,是说宋四家把行书笔法再度分离出去。这样,草楷行三体各运一套规矩,而晋韵也就荡然无存了。接下来我们结合海岳、困学二家的评论来详细阐释楷、行二体是如何在唐宋人手中变法的:

按米芾的原话:

这无疑是在批评颜真卿楷书的影响。米芾说颜真卿“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认为他的行书还说得过去,而真书(古人称楷书为真书)就落入了俗品。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是颜真卿继承了老师张颠(唐代草圣张旭,性情狂狷,号称张颠)的用笔理论,力图让每个字的大小都整齐划一,于是便人为地把间架结构较大的字缩小,把间架结构较小的字展大,这就破坏了字体大小错落自然生成的韵味,让楷书变得匠气。我们通过字帖来感受下大小错落和整齐划一的区别:

元常与大令同属晋唐古笔系统,上二图均是两人极具代表性的小楷刻帖。我们可以看到。《宣示表》开头的“尚书宣示”四字明显比隔行的“逯于卿佐”要大很多,而且后者中的“卿佐”两字也明显大于“逯于”;《洛神赋》起首的“晋中书令王献之书”也写的颇大,明显盖过后文的小字。我们看到,字体的大小错落让行与行之间产生了摇曳之态,大字伸展,会拉大行距;小字紧缩,会让排布更加密集,这种疏密有致的安排便自然产生了一种韵律。而如果把每个字的大小都写得整齐划一,失去了疏密的排布,就会让字变得呆板凝滞而缺乏呼吸空间,行间密不透风,晋韵就丢失了。如下图:

而且,“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的楷法还会带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字形比例的失真。本来笔画少的字要想放大,就要加粗;笔画多的字想要缩小,就要变细。而每个字笔画的长短与粗细比例乃是一定的,为了缩放大小而任意改变笔画粗细,就会破坏整个字的字形和谐。米芾举了一个尖锐的例子:

米芾指出,如果要在匾额上划出四个方格来写“太一之殿”,那么为了与左边的笔画繁密的“殿”字均匀对称,难道要把右边的“一”字写得如同棍棒一般肥大,以此来撑满字格吗?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但可惜,鲁公字中就有这样的反例:

右数第三个“曰”字就是为了让字的左右两边撑满字格,从而把两边竖画加粗到不和谐的比例,破坏了字的气韵。

唐代楷书家多有类似的弊病,因此米芾总结说:

文段意思是说:“写楷书的道理其实很容易,但只有把控字的体势是难事。这就是说写字不必像绘图、计数那样强求绝对匀整,字的体势一定要凸显鲜活生动。汉字八面周全的形态,只有在正楷当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每个字不论大小,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合适分寸。智永的字具备八面周全的特点,但已经很少保有钟繇的书法法度了;丁道护、欧阳询、虞世南的用笔开始变得匀整,于是古代的旧法就开始自此失传了;柳公权师从欧阳询,还远远比不上他,反而成了丑怪拙劣书法的鼻祖。”这就把书法“一坏于唐人”的缘由讲得很明白了。

说完了“一坏于颜真卿”,那么“二坏于宋四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联系到赵孟頫、鲜于枢等元代复古派书家对宋代行草书的批评了。

鲜于枢梳理行草书的演变脉络,提出了一种锋芒毕露的见解:

鲜于枢的论断中存在一个鲜明的沦降序列:张旭(张长史)是草书变坏的源头,从他开始,草书就已经“时出法度之外”了;好在他的弟子怀素还比较恪守晋人的遗则,因此他的草书中尚保留有古盎天然的韵味;怀素的弟子高闲用笔太过率意粗劣,仅仅得到老师功力的十之六七;等到了山谷(黄庭坚),草书最终败坏到一发不可收拾。那么,鲜于枢所定义的晋人真韵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张旭以降,书家距离“法度”也越来越远呢?这就要涉及到古人对草书艺术的看法。

我们知道,草、楷、行的发明顺序,乃是先有草书,复有楷书,最后出现行书。这是因为最早的草书就是从隶书中加速提笔快写而成的,书吏把一些间断的隶书笔画互相牵丝钩连,于是便有了提按、露锋、出锋、绞转、切笔等笔法动作,用来取代隶书笔画蚕头燕尾的起止形态,以便使笔画的首尾能够形成顺次的连接,不必笔笔间断。这就是史游、皇象等人所使用的章草。这种具备丰富的笔法动作的新型笔画,一旦被用来移植到隶书字的结构上,那就成为了楷书。楷书在后来的历史中再度加速提笔快写,就催生了行书。

因此,草、楷、行三体实际上是共用一套笔画系统的,这三种字体所使用的都是依托提按、衄挫、顿切、出锋、绞转等笔法动作,所塑造出来的一套以点、横、竖、撇、捺为基本形状的笔画。章草和楷书是比较容易看出规整的笔画轮廓形状的,而尽管今草和行书多用连带且笔画衔接方式复杂,我们仍能从中拆解出基本笔画的轮廓。姜夔说:“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就是这个意思。古人之所以能够作草如作真,正是因为真书(楷书)与草书本就共享同一套笔法体系。关于这一点。我的另一篇回答

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那么,张旭以下书家背离古法、格调愈来愈下的原因,也就不难发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自张旭历高闲、山谷,笔画轮廓总的来说越来越趋于丧失基准形状,而近乎单一的线质。而且张旭的字形尚可称为端正,高闲就已经显得粗拙,山谷更是东倒西歪草得毫无逻辑。也无怪乎黄山谷要被鲜于枢视作“大坏不可复理”的标志,予以最重的批判呢!

然而怀素就全不是如此面貌:

《论书帖》风格接近孙过庭小草,是笔画精细、结构谨严的晋唐路数;《食鱼帖》的面貌则接近《万岁通天帖》古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晰的点画轮廓和自然的笔画连带,整体上透出一种萧散恬然的晋韵,这才是为米芾和鲜于枢所真正推崇的书风。

在中国书法的传统观念里,晋人之韵乃是一种典范性的尺度和准则,书法史上所谓的其“正”其“变”,其“存”其“坏”,其实都是围绕着晋人的标准而言。只要把握住了这个中心,我们就能够理解书法史上的一切承继、反叛与重构。晋人制造了标杆和梦魇,他们的遗产是书法史上永悬的幽灵。使后人无论是想要皈依它还是逃离它,都总逃不脱它的笼罩之内。而今天的一位书法爱好者若想洗去初学者芜秽的江湖气,我的建议仍是从晋人入手以取法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