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从小就向孩子还原社会的残酷?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最近我家发生一件事,堪称社会残酷真相的提前登场版。
那天下午我还在上班,纽师突然给我发消息,说乔巴两年级上的最后一天是哭着结束的。
为什么呢?因为班上公布了第二批少先队员,他又没进。
第一批是尖子生,他没选上也就算了。这次公布了第二批,班上一半同学都进了,乔巴还是没有,这个失落就有点大了。于是他回到家就开始大哭,他说:老师说了,最后一批入队的就是差生。
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离谱。
早几个月戴红领巾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罕的?拉长时间看,这是能给你中考加分,还是让你以后多加工资?
于是我脱口而出: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在意的?
但是我突然一转念,如果抱着这种“拉长时间看”的想法,那什么都可以不重要了。我今天还在为黄金大波动而心烦,等我死前回头看,可能会发现这种事情更无聊。
乔巴是一个两年级的小朋友,他的宇宙就是班主任、同学、红领巾、荣誉和批评。我一个成年人都超脱不了,怎么能要求他超脱呢?
他觉得伤心,就说明这事儿对他很重要。
于是我跟纽师商量,要不去问问吧,为什么没选上。
我们一开始以为,应该是因为乔巴上课容易走神,喜欢说话之类的纪律问题。结果去家长会一问,老师的答案出乎意料。
老师说他挑食,“乔巴是全班最挑食的小朋友”,而且屡教不改。
我听完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首先,乔巴不是饭渣,从小吃饭嘎嘎香。不过,他上小学第一天就回来抱怨,说学校的午饭很难吃。
而他们学校午饭的供应商是谁呢?就是绿捷。
当时绿捷还没有事发,但是乔巴的抱怨直接唤起了我的童年阴影。
我年轻时,绿捷就是上海中小学生的午餐阴影。这些午餐极其难吃,而且集中供餐,不允许回家吃。
不夸张地说,在我长身体的10年里,就是吃了10年牢饭,长期在“中午挨饿”和“晚上报复性摄入”之间来回切换。等上中学了,会表达意见了,发现挺开明的城市和学校,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给不出解法。你多问几句,还要被PUA:“我们年轻的时候还闹饥荒吃不上饭呢。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你不吃,就是浪费。饿你几顿就知道不能挑食了。”
你看,一个在长身体的学生只是想要吃一顿正常的午饭,最后获得的结果是抄5遍《悯农》。
等成年之后,我才看出来这个系统的症结在哪里。因为上海太在乎“不出事”这个指标了,长期以来,系统对学生餐的指标都是“便宜、安全、可管理”。在这种指标逻辑下,只有少量能保证规模、运力、不出“系统性食品安全问题”的供应商能符合要求。而代价呢?就是口味和营养被天然忽视。
没想到我儿子都上小学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乔巴第一天跑来跟我说午饭难吃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告诉他:不好吃就不吃。
我可以给他偷偷带点吃的,也可以回家立即加餐,原则就是不饿着。
我一直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尤其是绿捷事发后,学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以为大家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结果在少先队名单这等着我呢。
到这里为止,这个事情的复杂性开始爆炸了。
我知道乔巴真正介意的,其实并不是没入队,而是那句话:最后一批入队的是差生。
这句话很有毒。而且它撕开了乔巴未来要面对的社会规则中最狡猾的部分——明明权力是在用荣誉换服从,但它还要用叙事来羞辱你。
“最后一批就是差生。”你一旦认了这个叙事,就会为了避免羞辱而自我矮化:否认自己的感受,吞下难以下咽的饭菜。
我们面前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做藐视权力的超脱者。“早入队有什么好稀罕的?别哭了。这件事不重要。”
这条路最简单。而且,过几个月他入队了,这件事肯定可以轻轻揭过。但是乔巴总有一天要面对更大的诱惑和更暴烈的服从性要求,他不可能一生都靠着这句“别在乎”走下去。
而且这也会伤害他当下的感受。他现在就是很伤心,你说“不重要”,那什么是重要的?说到底,其实大人的心态就是“你很幼稚”“你别烦”。
第二条路,做硬刚的愤怒者。实话说,我一开始上头的时候,很想这么做,“我倒是要去学校找老师评评理,看他们拿不拿得出明文规则”。
我知道我为啥会有这个冲动。我真正想捍卫的,是当时那个孤立无援的、多年挨饿而无人帮着说话的自己。只是我一旦冲出去嚷嚷,这个代价就是乔巴来承担,他可能被冷处理、可能被盯得更紧,我自己撒了气,他吃的是暗亏。
第三条路,做一个老中。我可以提着礼物去学校,编个理由,说说好话:“老师,我们家孩子胃不好,您多担待。我们平时就偷偷给他补充点营养,保证不让他和别的同学说饭难吃。少先队他很在乎,您看能不能……”
这条路看着最有效,但是我不想选。也不完全是因为我拉不下脸,而是这个行为在上海人心里属实就是“十三点”。
入不入队这件事情真的很小,除了人怪事多的十三点,没有人会为了这种事情去搞潜规则。
潜规则是有代价的,你也不知道老师吃不吃这一套,你也不知道干了之后会不会被加码。更关键的是,潜规则破坏的是更大范围的公平,我不是那种老古板,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动到潜规则,那一定要是那种“必须赢”的战役,而不是这种高射炮打蚊子的场景。
于是我意识到,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它给我带来了第一次真正有难度的教育挑战。它的核心不是拿不拿红领巾,而是一个人生命题:
面对一个不公的系统,我们该如何自处?
你说这件事有一个最佳答案吗?我觉得未必。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可以做三件事。
首先,我可以帮助乔巴撤销那句“审判”。我们成年人知道,“权力会用叙事来羞辱你”,把这句话翻译成两年级小朋友的版本,可以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遵守真规则,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假道理。
其次,荣誉本身是值得去努力的东西。但是如果一项荣誉要拿你吃得下、长得好去换,那就不换。
最后,我们需要学会在烂规则里减少消耗。饭如果能吃得下,我们就尽量吃两口,这样可以让我们不必那么显眼,少挨惩罚。
这件事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结尾,但是乔巴现在太小了,我打算在他长大一点以后再说。
当一项规则明显不合理时,我们会以为,常见的选择只有三种:要么藐视它、要么屈服它、要么老中式地绕过它。
但也许还可以有第四条路,就是尝试让规则变得更好。
我小时候牢饭一样的校园午餐之所以能持续那么久,本质上不是上海不在乎孩子,而是一个系统性的bug——当校园午餐只考核“合规、便宜、规模化”时,似乎只有让孩子吃不下去这一条路能走。
直到某一天,转机出现了。当年在烂规则中深受其害的这一批人长大了,当他们有能力问责,攒到筹码,开始逼系统升级。
这种不合理了几十年的东西,不是因为当权者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家长们共同发声,触发了系统被问责的红线,于是一切都改变了。
当然,换掉供应商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食品安全底线不变的前提下,怎么把营养和口味引入校园午餐的考核标准里,让它和食品安全一样能被问责。这样,系统才能真正地良性运转下去。
这是理想主义吗?我觉得它恰恰是最现实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么往前走的。这也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正道”:
当你长大,当你有力量,你就能学会把这个世界推得更好。



